记忆丨陆伟国：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

Original 2017-07-10 陆伟国 新三届

作者简介

1965年的本文作者

陆伟国，1945年生，上海市人，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。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、高等学校就职。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。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《风霜雨雪忆年华（1962-1970）》（漓江出版社2012年）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革命四十年（1949-1989）》（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）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学。可是，提起我的大学同班同学，真的是感慨万千，千言难尽。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1962级的学生。入学报到时，全班30位同学。到1968年秋离校，是26位同学。离校以后，更有好几位同班同学离开了人世，已经确知的就有：陈振来、米受光、薛余才、田永祯、王松珉、夏宗勇同学。有几位同学，从离校后就一直联系不上，至今毫无音讯。还有几位同学，近年来也已失去联系，情况不明。现在回过头里看，我们在校的六年，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内容。就以我们班的四位同学为例，他们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那是一场怎样的浩劫。

一．殒命武斗场

当时人民大学师生分裂为“人大三红”和“新人大”两个群众组织。随着文革的深入，两派的争斗日趋尖锐，不但各自划分了地盘，成立了武斗队，实行武装割据，而且相互间不断地摩擦和冲突，最终失去控制酿成大祸。1968年5月22日，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，在人大校园爆发。这是文革期间北京高校唯一一场面对面刺杀的血战。

这场武斗，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。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，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、拉铁丝网、修筑工事。一到晚上，聚光灯四处照射，就跟战场一样。那天挖沟时，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，对方又再掀过来。掀着掀着，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。从泥土对扔，到棍棒交加，直到出动“武斗队”拼杀。

我是“三红”这边的。那天下午，我在楼下，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。突然，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，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：“西面打起来了！西面打起来了！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，不知道啊？”“怎么啦？”我们问。“打起来了！都打起来了！”他使劲地嚷着，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此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“武斗队”从总部大楼出发了。我们这才知道，事情闹大了。

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、手持长矛，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“增援”，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，就像踩在心上，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。那步伐之整齐、神情之坚决、训练之有素，堪与正规部队相比。可是，那是上什么战场？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，这一去，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。我们想跟着去，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。我想也是，我们跟着去，只能给他们添麻烦、增加负担，所以没有坚持。

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（当时的新图书馆，是“新人大”的总部所在地，现在叫图书馆东馆）。往日的同窗，就这样手持长矛，面对面，作生死拼杀，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。短短的几分钟，就失去了3条生命，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。听说，他身上被捅了7个窟窿（也有说是中了11枪），其中一枪刺穿心脏，当场身亡。听说，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，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。

当时，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。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。很快，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。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，身上血迹斑斑，脸色冷峻，好像都很坚强。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。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“武斗队员”护送，以防对方途中劫持。护送人员中，还有一位黑色长裙的女同学，引人注目。

这一夜，开始是异常的寂静，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。到半夜时分，突然，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“国际歌”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。我们一听，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，个个都面面相觑。后半夜，传来话说，“有你们班的一个”，我们大惊。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，叫陈江，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。我们还都抱着希望，不敢相信，也不愿意相信，总觉得不会是他，但愿不是他。大家都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天刚亮，得到了确凿的消息，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呀！

虽然被分成两派，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。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，很朴实、很正派，为人做事认真负责，从不张扬，体格也并不健壮。尤其是，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，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。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，不是一般的表现好，是不会有机会上人大的。他平常很谨慎、也很到位，有什么事情，既不能冲在前面，也不能落在后面。虽然我们班同学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，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，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。对这场“文革”，他更是格外的谨慎、格外的认真。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？他并没有参加“武斗队”，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想，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，在面临风险的时候，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，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，尽管手无缚鸡之力，尽管满心的不愿。

几十年后，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。那天的情况是，“新人大”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，装备、训练、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。第一线的“主力部队”交锋几下，很快就顶不住，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。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，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，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，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、拖把就跑过来。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。而“三红”这边提前有所准备，在装备、训练、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。双方在实力上，明显不在一个档次。

由于“新人大”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，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。当“三红”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，现场发生混乱，指挥失灵。有的见势力不妙就往后跑，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，有的心里还想着“坚强勇敢”的人还在往前冲。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，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，就被无情地刺上了。

只几分钟的时间，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。等“三红”稍有后退，这边的人大喊：“刺死人啦！快救人啊！”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。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，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，满脸满身都是血，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。

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。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，说已经不行了，不用送医院了。等到了积水潭医院，医生确诊已经去世。这时，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、满脸是泪。所有在场的人，都哭成一片。谁都没想到，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。

在医院的太平间里，陈荣祖躺在那儿，满脸的血污，紧闭的双眼，那毫无血色、苍白得吓人的脸，那浸透了血渍、被刺破了的衣服，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。也说不上整容，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。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，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。他的衣物还在被“三红”占据的东风三楼，不敢过去拿。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，给他穿上。临离开这个世界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。

更痛心的是，他家在苏北农村，景况十分贫寒。而且很早就结婚了，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。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，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，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。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，在住宿的楼里，一个门、一个门地拍打着，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，呼天呛地，悲痛欲绝，寻找着她的丈夫，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。她，一个农村妇女，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，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。整整一夜，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到了积水潭医院，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，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，撕心裂肺地哭叫着，翻开丈夫的衣服，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，几次昏死过去。见者也无不落泪。

事后，因为是群众组织，没有经济能力，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。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，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。最后，我们班的李原好、王松岷、朱婉珍、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。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，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，磕头嚎啕大哭。几个同学把她扶起，也都哭成一团。车开了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，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。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，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，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、泪水盈眶。

在这一边的我，虽然不能为他送行，几十年来，他却始终在我心上。直到退休前，我给每个班讲课，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，都要讲这件事，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，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，好好学习、努力工作。1990年代的一天，我讲完后，下课时，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讲的，就是我的叔叔。”

直到现在，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，总在想，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，可是他呢？他在哪儿呢？我还曾试图寻找过他的血衣，听说是保存在田永祯同学那儿，可惜田永祯同学也已离开了人世，就无从继续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，我终于找到了陈荣祖同学的儿子陈东林先生，并取得了联系。在经历了当年天塌下来一样的苦难之后，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他坚强地站立了起来，如今是地方税务局的一名干部，成家立业，生活幸福，还有了一双儿女。

二．相互抓捕

两派的仇恨，不但表现在武斗上，平时还多次相互抓捕。1967年11月12日，“新人大”抓走了“三红”成员王昆顺，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恶劣先例。于是，双方在校内外都想方设法伺机抓捕对方人员，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。

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，一旦被对方抓去，结果都是很凄惨的，至少是要挨打的。打的轻重，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，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、职务；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，即所谓“罪行”的大小；以及“认罪”的态度。至少要打得求饶，发表“反戈一击、弃暗投明”的声明，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。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，签字画押，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。此时的“反戈一击”，名为重新站对立场，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实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，被认为是最可耻、最卑劣的，比走资派、黑五类还要坏。

而且，如此这般之后，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，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。这样回来以后，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，而且精神压力很大，抬不起头来。同一派的人，也有看不起他的，影响队伍的团结。看着被抓去的人，如此凄凄切切，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，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。所以这种做法，是很卑劣的。

被放回来的人，有的就此消沉，不敢再干。有的就一反常态，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，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，更为了复仇，嚥不下这口气，会更加无所顾忌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，或豁出去拼命，在争斗中不顾生死、冲在前面。

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，在“文革”时的特有表现。当然，这样对待被抓人员，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、满门抄斩，又要“文明”多了。

这种事竟也落到了我们班同学的身上。

一次，我们系有几个“三红”同学上市里去，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，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：柏承庆和张春，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。对方看见是“三红”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，十几个人猛扑过去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就公然抓人。柏承庆个子小，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，没引起他们注意。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，躲过一劫，得以回校报告。而同去的张春则没有那么幸运，被对方抓走。

张春被抓走以后，我们都很担心，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。

可能是集中交换“俘虏”，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。张春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。那天，忽听门外喊：“张春回来了！”我赶紧过去，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。只见他紧闭双唇，神色怆然，脸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，看来被打得不轻。扶他时，碰到哪儿，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。躺下后，什么话也不说，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。我们看着都很心疼，情绪也很激动。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“三红”的小组负责人，因此而多挨了几下。他是被抓到北三楼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，而北三楼正是两年前我们住的宿舍。

当时，有一位我系“新人大”造反团的同学（从对方“新人大”造反过来的同学，不直接加入“三红”而是单独编队）看到这情景，气愤得不得了，径直跑到总部大楼，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。通常打对方人员，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，而且即使是外系的，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。这次，他可是不管这些，上去就打，可见已气愤至极。

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。随后“三红”派来了一辆救护车，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了北医三院疗伤。这之后，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，我们也再没提起过。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，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。毕业分配，他去了东南沿海的一个乡镇。近十几年，只听说他回到了河北迁西老家的一个工厂，却再也没有联系上，很让我们牵挂。

两派也由此积怨日深，愤恨难平。即使已经到了1968年7月，工宣队进校掌管了大权，就要“大联合”了，“三红”的一些人却依然要抓人报复。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张春被“新人大”抓去打过，“三红”这一面的就要反过来抓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同学报仇。

由于对方的同学已陆续搬回原宿舍，反而更好抓一些。名单都定好了，先是要抓许昭忠同学。我们班“三红”的柏承庆同学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况，出于同学情分，十分着急，通过朱婉珍同学设法转告了过去。许同学闻讯赶紧避开，得以逃过一劫。但我方“三红”依然抓走了我们班“新人大”的另一位同学，即我们的班长李原好。在李同学回东风三楼不久，一个晚上，已九点多，他被三四个蒙面人从床上拖走，两手被绳子捆住，头被蒙上衣服，拖到了“三红”总部的新教学楼地下室。

到了那儿，眼睛被换成黑布蒙上，就立即遭到审讯毒打。边问：“你为什么参加‘新人大’不参加‘三红’？你为什么保郭影秋反对孙泱？”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，打得他两眼冒金花，鼻子、嘴角都流出了血。打人者又喝道，要他跪下，他不肯。上来一个人猛踢一脚，击中右腿，当即就造成骨裂脱臼。李同学“啊”的一声惨叫摔倒在地，打人者还不放过，又接连几个小时的皮带抽、棍子打，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多。这时的李同学只能躺在地上呻吟，脸上阵阵抽搐，混身遍体鳞伤。一天一夜没吃没喝，屎尿都拉在身上，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，还留下了后遗症，至今行走不便。

在“新人大”同学的努力下，解放军、工人宣队主持正义，对“三红”的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。此时的他浑身伤痛、两眼看不见东西，已无法行走，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把他背了出来，上了救护车，送到了医院。同班的两位“新人大”女同学陪同前去，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天里，对李同学精心照料。在这时又一次显示出人性的光芒，同学之情，如同手足。

这事在当时我并不知道。事隔几十年之后，李原好同学才告诉了我详情。而那位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，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。

三．摧落的花

1967年初，人大的两派由说不到一起，发展到住不到一起。“新人大”一派撤离原住地，往北集中。“三红”的留在原地。我原本不是“三红”的，当“逍遥派”回老家住了几个月，等回来一看，也不知那些同学上哪儿去了，就留在原宿舍，成了“三红”的了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楼（东风三楼的三层楼），她们女生在二楼。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, 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。

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，我不能更多地叙述她的事情。但想说的是，这决不是通常“移干柴近烈火、无怪其焰”的老套故事。因为她和一位外国留学生交了朋友，有所往来，被留学生楼的管理员告发，竟然引起了安全机关的关注，怀疑她“向国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”，下令对她和她的男友，两个都要抓，尽管她本人是归国华侨、而那位留学生还是某国左派组织负责人的后代。

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，以“革命群众”扭送公安部门的办法来进行。这个“任务”由我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了。他们暗暗盯梢，在这位女同学进到留学生宿舍后，等到晚上再一拥而上，砸门而入，把她从衣柜里拖了出来。在所谓“扭送”的时候，她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，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，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，几近裸体，残忍至极。

在被公安部门拘押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，没有审查出所谓“向国外泄露国内文化大革命情况”的问题，她又重回学校。我下去看她的时候，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，语言很平静。我没有劝慰她，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。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，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。她能这样地面对，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。

她还告诉我，在被抓之前，她外出进城看她姐姐时，已经被多次盯梢。她都已经认出盯梢的人，就是我系低年级的某个自以为有“公安工作遗传潜质”的人。在多次的被盯梢中，她也学会了在街上走路时，从橱窗看身后的人影，再突然回头反方向走，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儿、不知所措。

这个低年级同学当“特务”的伎俩实在是很不成熟。她说，有次她发现后面有盯梢的，便临时突然上了辆公交车，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着上车而兜里却没准备买票的钱，便跟那售票员吵了起来。她一看，又是这么回事，就立即下车，把那人甩在了车上继续跟售票员吵。

现在的人们，谁能想到那年那月，同学之间竟会演变成这种关系。或许，正是盯梢者几次挫败而心生怨恨，加重了后来对她围殴的凶残。

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，这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“监护”。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，可也是一把血泪。那天，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，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。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、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，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。那时，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。在湖南社教的后期，我和她在一个大队，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。虽说是同一个大队，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，很少碰到。不像北方平原上，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大队。

离校十多年后，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，还见了次面，她美丽依然。我们班的同学中，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。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。“文革”前，她深情地对我说过，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，第一次听到“歌唱祖国”的乐曲，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，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，都抑制不住，从心底里呼喊：“回家了，回家了！”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，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、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。

她的父亲是国外某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负责人，为了世界革命，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撇家舍业，难以顾及亲人，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，最后却是这个结果......有很多话，在此，我不便于说。但是，她的遭遇，太不公平、太不应该、太伤人心。

她不一般的身世，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。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。这几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，寻找过她，始终没有结果。我说，让她静静地生活吧。有相当一部分“文革”过来人，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，远离曾经的人，远离曾经的事，默默地疗伤。我们能理解。我祝她幸福，祝她平安顺利。

（本文由作者大学时代回忆录《风霜雨雪忆年华（1962-1970）》有关内容整理而成。该书由漓江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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